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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事训练团体中有一个异军突起的组织，曾经显赫一时，这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共设4个团）。1940年上半年，战干一团在全团数千名学生中，以清查“异党”为名，先后在四川省綦江县（今重庆市綦江区）的枣子园、桥河、湾滩子和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的广兴、五福、贾嗣等驻地，大搞酷刑逼供，致残、活埋、杀害学生数百名，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綦江惨案”。
武昌建团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中日军事力量悬殊，不到半年时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及华北、华东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名义上迁都重庆，实际上政治及军事指挥重心设在武汉，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力量推动下，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仿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经验设立政治部，守灵治丧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一厅（掌管军队政治训练及军中党务）、二厅（掌管民众运动）、三厅（掌管宣传工作）、总务厅、秘书处等部门。政治部成立后，各部队也要相应建立政工机构，需要大量干部。而当时，武汉聚集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也纷纷要求投身抗战行列。为此，一些国民党将领联名上书蒋介石，建议设立训练团，培养战时所需各类工作干部，这个建议得到蒋介石赞赏。不久，为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汇聚抗战有生力量，同时也为了和延安争夺青年学生，于是，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简称战干一团）在武昌正式成立。随后，在河南、江西、陕西各省先后成立了战干二团、三团、四团，灵堂租用均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李宗仁、顾祝同、蒋鼎文（后由胡宗南接任）分别兼任副团长，各团由教育长实际负责。
战干一团的教育长是桂永清。桂永清，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因立战功升任旅长，后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担任特务组织“复兴社”训练处处长，成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1933年秋，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成立，桂永清任总队长。桂永清采用德军的训练方法训练学生，要求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更不允许下级顶撞上级。他还亲自到操练场施训，做示范动作。另外，他还要求所有官兵做到“五不”：即不抽烟、不赌博、不宿娼、不饮茶（喝白开水）、不用热水洗脸、洗澡。并宣布：凡违犯“五不”的，“学问再好，本事再大，我也不用”。桂永清的这些做法，鲜花灵堂布置得到了蒋介石的夸赞，称“永清真乃黄埔之楷模！”因此，当成立战干团时，蒋介石和陈诚任命桂永清为训练团教育长。
该团主要机构有政治、训练、军需、军医、总务等部门，主要干部基本上来自桂永清任教导总队总队长时的一套班子，绝大多数是军校出身，如杨厚彩、彭克定、萧劲等均是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又曾去德国留学。他们以国民党陆军的“典范令”为训练规范，强调所谓“开明专政，绝对服从”。
战干一团建团后，每办一期训练，即按照当时受训人数多少编为1至2个总队，每个总队辖3至4个大队，每个大队辖4个中队。战干一团学生，大多数是招考而来的知识青年和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招录时体格检查比较严格，笔试只考国文和常识两门，凡具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即可录取。学生的训练内容和要求，基本上承袭了军校的模式。军事训练主要为基本军事操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兵器、地形、筑城、谍报、游击战术等军事课程。政工训练主要课程有总理（孙中山）遗教、三民主义、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国际形势、军事地理等。还有不定期的“精神讲话”，遗体告别仪式由军政要人或各界名流进行专题演讲，蒋介石、陈诚都曾上台演讲。陈诚在一次讲话中，为笼络学生，还称：“北伐靠黄埔，抗战靠战干团”。当时国共两党要人云集武汉，周恩来、叶剑英也曾到训练团进行讲课。据战干团学生李慕超回忆，周恩来给学生们讲平型关大捷，叶剑英则讲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要诀”。
辗转入川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当武汉会战开始，战干一团就拟定了向后方转移的计划，并于1938年9月向湖南迁移。经过漫长的艰辛跋涉，最终于1939年6月抵达綦江县，历时10个月，辗转约30多个县市。
战干一团所属各部入川后，团本部即以綦江为基地，初驻县城文庙，后迁县城西郊湾滩子。教育长桂永清驻县城南郊枣子园，政治部驻县城沱湾上升街，司法鉴定第4总队驻綦江石角镇，第5总队驻江津广兴场，团部直属特务连驻湾滩子，通讯连驻沱湾禹王庙。
此时，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采取绥靖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畏惧，日益显现出反共倾向。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称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反共成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其后，国民党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并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
“綦江惨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
战干一团还在湖南时，丧葬用品销售有进步的职员和学生组织了一个忠诚剧团，当时深得桂永清赏识。在向四川转移途中，剧团沿途宣传抗日，颇得各地人民的欢迎。到达綦江后，剧团排演了阳翰笙创作的历史话剧《李秀成之死》，得到了桂永清的批准和支持。1940年1月，剧团到重庆上演这出话剧，并请著名戏剧家马彦祥担任导演。该剧团一些青年学生抗日热情很高，为演好这个戏，在演出期间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所往来。这部话剧以古鉴今，用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来警示当时的抗战。剧团在重庆的演出大获成功，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称赞和进步文艺界的高度评价。不料，却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极大不满。
桂永清派驻该剧团的特务分子向他密报，说此剧是宣传共产主义，并说剧团里有共产党组织，还设有电台。桂永清得报后大怒，即转报陈诚，得到陈诚的同意后，遗体火化即令剧团从重庆返回綦江，以宣传共产主义、有共产党活动的罪名，将该剧团的50余人，分别扣押在枣子园、湾滩子和广兴场等地，并派政治部主任滕杰、总队长杨厚彩、萧劲等人负责审讯。结果李英（李秀成扮演者）被活埋，胡恩涛等22人被杀害，由此揭开了大屠杀的序幕。
秘密屠杀
桂永清专门发了6000多元的特务经费，在战干一团中大肆清查共产党人。第3总队驻五福场上的一个中队，据说发现了一封有异党活动嫌疑的信件，认为共产党已经打入战干一团组织，对所怀疑的学生全部扣押并严刑拷打，还在五福操场枪毙了2个学生。
第3总队9大队12中队有一个广东籍学生叫李洪，年仅16岁，很会写文章。他参加团部论文比赛得了第一，文章题目是《大地怒吼了》，刊登在战干一团机关刊物《力行月刊》上。桂永清看到后，说他的文章很像生活书店（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7月，创办人是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等，告别仪式是解放前重要的进步文化机构——编者注）的笔调。因文中出现“这样乱杀人”字样，特务就逼他承认是共产党员，并被活埋。第3总队还抓了一个开小差的广东籍学生，因家庭富裕，经常寄钱来，这引起了大队长杨天威的怀疑，把他隔离关押，脚上大镣，施电刑逼供。这个学生在酷刑下，供称自己是“南京汪精卫系统派来搞情报工作的，在学生中发展组织”云云。凡他所供出的学生，均被叫去总队部，以个别谈话为由而被扣留逼供，由此株连愈广，逮捕更多。
驻广兴场的第1总队学生吴昕、刘翼云常到广兴乡小学义务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被特务密报有共产党嫌疑而被捕。两人受刑不过，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供出在学生中成立有“读书会”“学习会”“研究会”等组织，人生追悼会等。较为完善的“一条龙”服务体系由此，不少学生被提去审讯后就失踪了。后来，吴、刘因受刑不过，带镣跳楼自杀。在第3总队第2大队，张少泉（大队长）集合学生在操场上训话，对共产党大肆诬蔑，还说：“你们当中还有共产党，现在还想捣乱，我把他们叫出来你们看看。”说完，他将其中两个学生叫了出来，指着他们对大家说：“这就是共产党。我现在交给你们，你们看该怎么办？”于是队伍中有人喊打，数十人蜂拥而上，拳打脚踢，棍石齐下。结果，一人脑浆四溅，当场被活活打死，另一人头破指断，血肉模糊，拖走后不久亦告死亡。除此之外，第7中队120多人，被叫去审讯的超过半数，有的遭吊打，有的受电刑，在严刑拷打下被迫招供出所谓的“同党”，凡所牵连的人均被追查。有的学生被讯问，回答不上来，只得将上茶馆、进饭馆，一起吃过花生、糖果等琐事说出来。而这些生活上的来往，就被认作秘密开会或是暗地串连。对于开会的内容与阴谋，如果说不出来，将受到吊打或电刑。据第5期学生刘非回忆，一位同学告诉他受电刑的经历：卫兵将电线的一头触在他的手腕上，并摇动电机。他顿时感到五脏崩裂，全身皮肉像撕开一样剧痛，摇上两三次，人就神智不清，半死不活。
为寻找屠杀共产党人的借口，蓄意制造紧张气氛，萧劲、杨厚彩等人还伪造“共产党暴动”的恐怖活动。1940年春末，他们在广兴场暗地印发传单、标语，其内容有“打倒土豪周培根”“活埋乡长幸攀桂”“打倒军阀周化成”等等。接着又在四周大修作战工事，俨然如临大敌，使不明真相的战干一团的学生和当地老百姓胆战心惊。6月上旬，萧劲在五福、贾嗣地区搞了一次夜间大量放枪的所谓抵抗“共产党暴动”事件，把方圆20里搞得彻夜不得安宁。次日，第3总队各大队的学生倾巢出动，对所驻地区的老百姓家里进行大搜查，以肃清“共产党暴动”在这地区所埋伏的人。并传出谣言，称共产党派在这里指挥暴动的是一个女的，扮成男装，时来时去。这次搜查，既不通知地方官员，也不向老百姓说明情由。每到一户，将全家男女老少集中一处，首先查看有没有女扮男装的人，然后查对户口，搜摸身上，翻箱倒箧，到处查遍。老百姓无故受此骚扰，敢怒而不敢言。
事实上，这次所谓的“共产党暴动”，是萧劲、杨天威、张少泉、曾传庆等人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他们准备在这天晚上来一次全总队的“预防演习”，事先由各队队长向各班班长作了秘密布置：当总队部的枪声一响，各大队、各中队同时响应，在各队学生于队长发哨一齐趴倒在地时，各班班长就跑出室外在本队周围对空鸣枪射击。借此捏造事实，制造借口，在学生和居民中造成对共产党的恐怖心理，便于他们进行反共和非法的迫害活动。
在桂永清的主持下，被逮捕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多。战干一团本是训练机构，并无多余的房屋，因此便将一些原是拴骡马、堆粪便的地下室用作监牢，室内阴湿黑暗，四壁生霉。时值盛夏，天气甚热，常常几十个学生关押在一间，他们手被捆绑，脚戴铁镣，日夜蜷缩在潮湿的地上，听凭蚊虫和跳蚤叮咬，每天只提供2顿稀饭。不少人或患疟疾或拉肚子，根本不给医治。加之不断刑讯逼供，个个伤痕累累，病痛交加，莫不骨瘦如柴。呼冤叫屈、精神失常的，大有人在。
“綦江惨案”虽说发生在战干一团内部，但当时，已经牵连到地方上。广兴场的店员徐银光、张绍仲和农民陈宗兴等人，因给学生转交过信件，亦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嫌疑犯，被逮捕关押在广兴第1总队部，并遭严刑拷打。后来，经乡公所多次证明、作保，才获释放；綦江瀛山宾馆经理危石顽（共产党员），也因忠诚剧团在该宾馆住过，战干团的总务处长等勾结宪兵，以战干团的一个官员在瀛山宾馆丢失了一笔钱为借口，故意将危石顽3擒3纵，妄图获得共产党的线索。诸如此类的惨剧，直到惨案事件被揭露，遭到社会舆论谴责，战干一团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停止。
揭露与处置
在历时半年的秘密大屠杀中，战干一团被害学生在册可查的，有被杨厚彩等在兴隆场杀害的63名；被萧劲、杨天威、张少泉等在广兴场杀害的124名；被滕杰、桂清庭等在綦江桥河杀害的有23名。以上共计210名，而没有名册可查的近60名。此外，因受刑致残的40名，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而被监视的有300余名。
尽管桂永清等人制造的血腥屠杀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还是有冒险逃离魔窟的学生，如忠诚剧团饰演忠王娘的女学生逃到重庆后，向阳翰笙和陶行知等进步人士控诉了这一滔天罪行。新华日报社立即派记者到綦江采访，并在报上披露这一事件，引起社会人士的极大愤慨，都说“战干团是杀人的魔窟，是野兽吃人的场所”。著名学者章士钊了解此案后，认为“案情滑稽可笑”，且悲愤难平，写下了《书綦江狱》，其中写道：“自古奇冤多，大者綦江狱”。
不仅如此，当时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也有子女在战干一团，听闻消息，纷纷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提出申诉，要求彻查。面对来自国内各界的压力，国民政府改组军委会政治部，由张治中出任政治部主任，桂永清受免职处分，由周振强任代理教育长。张治中到任后，发现战干一团问题严重，立即召周振强到重庆询问真相，当听到桂永清屠杀了几百名学生的汇报后，甚为震惊，他说：“这是狼心狗肺的人干的事。”即令周振强速回綦江彻查此案，并将有关人员先行扣押具报。
据周振强调查，滕杰、萧劲、杨厚灿等人在桂永清指使下，为邀功图赏，不择手段，大搞刑讯逼供。不少学生因受刑不过，屈打成招，被迫承认是共产党。一个因受刑而残废的胡姓学生告诉周振强，杨天威硬说他是共产党，并诬陷其负责通信，不承认，就用电刑。因受刑不过，胡姓学生只好承认是担任通信的。杨天威问他用什么方法通信？他说是用无线电。杨天威又问无线电机藏在哪里？胡姓学生胡乱说埋在后山上。由于被逼交出无线电机，他迫于无奈，于夜晚将自己的挂表拆散，当作无线电机零件缴去，并乱招了许多同学是共产党。
为给屠杀制造借口，萧劲还积极伪造所谓共产党的证据。在调查中，周振强询问第3总队总队附陈昆：“你们杀的共产党，有什么证据？”陈昆说：“没有凭证。”周振强问：“传单、标语是什么地方来的？”陈昆回答说：“是萧劲印好，暗中派我散发的。”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刽子手还侵吞被害学生的财物。如萧劲侵吞被害学生的汇款约千元，还常冒用被杀害的学生姓名，写信向他们的家人继续要钱；杨天威、张少泉等人侵吞被害学生的财物，计有：各类挂表、手表约70余只，西装、中山装100余套，各种毛毯150余条，金戒指30余枚。
张治中得到周振强的查报后，下令将被关禁的学生一律释放，对残废的学生要好好医治，将已被扣押的杨天威、张少泉、吴文义等7人连同赃物押送重庆的军法执行总监部惩办，对逃跑的萧劲、杨厚彩呈报通缉。张治中慨叹道：“这真是忠党爱国，屠杀青年；服从命令，图财害命。”事后，他亲自到綦江对学生进行慰问。
由于战干一团杀害了数百名学生，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不敢向社会全部公布，害怕引起社会的震动和共产党的责难。政治部第一厅厅长袁守谦秘密指示周振强，将被害学生人数只报20余名，其余的从1938年学生入伍起，陆续以开除、逃亡等名义上报备查，而桂永清被调任驻德武官，杨天威、张少泉、吴文义等7人名义上已被逮捕判刑，实际上，因他们“效忠党国”有功，不久被释放。杨天威（所判15年有期徒刑，以“保服劳役”的名义减免了）、张少泉被释放后，即被特务头子康泽请去合川特训班当了大队长。被通缉的萧劲，初到汤恩伯处任要职，1945年被蒋介石任命为青年军206师师长，驻在洛阳，杨天威则到该师任团长。被通缉的杨厚彩，先到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胡宗南处任总队长，1946年桂永清回国担任海军总司令后，杨厚彩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吴文义任海军陆战队的大队长（所判15年有期徒刑，以“保服劳役”的名义减免了）。
惨案发生后，第1、第3总队的学生，由通讯兵学校和重庆军统局谍报参谋训练班各提去数百人受专业训练。对所谓有共产党嫌疑的300多名学生，编为一个直属大队，集中在綦江县三角场受特别训练 （即“三角集中营”）。1941年1月，第5、6两期的第1、第3总队和直属大队学员，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分发到湖北战区作政工人员，战干一团至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