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觉得，自己在晚年做下一件“糊涂事”。
今年92岁的李某，从一家事业单位干部岗位上离休30多年。2012年，当时83岁的孤寡老人李某通过中介公司雇佣住家保姆张某。按照李某的说法，两人很快发展成为恋人关系。在此后的2年多时间里，李某卖掉唯一房产并送给对方174万元。之后，李某出资140万元，以张某名义长租下两间公寓（租期30年），希望对方为其“生养死葬”。
到2018年，双方发生分歧，几经协商后就长租公寓的合同问题，签订下《互赠协议》，约定李某赠与张某90万元，张某赠与李某50万元，双方就此再无责任义务。但随后，协议中的赠与金额就被涂改，张某赠与李某的50万元，被改为10万元。
对于修改是否经过李某同意，双方表述不一，并由于发生分歧。2019年，李某将张某告上法庭，1月8日，昌平区人民法院小汤山法庭一审开庭审理此案，目前尚未宣判。
未涂改之前的协议。受访者供图
孤寡老人找保姆，感情升温约定“生养死葬”
李某的老伴患有癌症，生前最后两年一直卧病在床，身边离不开人。2012年3月，老伴去世后，无儿无女的李某开始忧心于自己的晚年生活，精神孤独之外，有点头疼脑热也会难以应对，“身边总得有个人吧。”
2012年8月，通过家政公司的介绍，李某找到当时49岁的张某做居家保姆，负责做饭洗衣等。
张某人勤快踏实，对李某照顾有加，很快获得李某的信任和欢心，二人关系逐渐升温，成为恋人关系。
之后，两人达成“生养死葬”的口头协议，也就是说，由张某照料李某的生前身后事，作为回报，李某会把自己唯一一套位于西城区百万庄的房产作为遗产留给张某。
不过，之后的情况又发生变化。在张某的建议下，2012年底，李某将上述房产以302万元的价格出售。
李某说，当时自己将房款的一半150万元赠与张某。此后二人一起入住养老院，李某用自己的积蓄和工资负担养老院的食宿费用，同时每月支付给张某3000元生活费，期间又“为了表决心”，给了张某24万元用于买车。
2014年7月，张某称自己身体不适，两人同屋居住影响睡眠，提出在昌平区九华国际养生公馆长租公寓。李某说，当时自己对这个地方并不了解，但张某极力推荐，于是就在九华国际养生公馆租下两间挨着的公寓，方便照料。
公寓租赁合同显示，两套公寓的租金加保证金共计150万元，租期为30年。李某说，当时这150万元由其出资140万元，张某出资10万元，在合同签字时，张某以李某去世后继承手续复杂为由，提出由自己来签字，“我没多想，同意了。”
被涂改后的协议。受访者供图
《互赠协议》疑似被涂改，50万变10万
在九华国际养生公馆居住4年后的2018年，张某提出要和他人恋爱结婚，并表示婚后也会服侍李某。
李某说，自己觉得这和此前二人口头约定不符，于是决定搬离九华国际养生公馆，转到位于燕郊的一家国际养老公寓。在邀张某一同前往被拒绝后，李某又雇佣另外一名保姆同住。
由于积蓄都用于支付张某签字的两套公寓，李某此时已在经济上陷入困局。为保证自己后续养老，李某提出让张某支付养老公寓的费用，但遭到对方拒绝。
几番协商后，二人于2018年10月12日签订了一份《互赠协议》。协议中明确九华国际养生公馆的租赁资金来源，“张某出资10万元，李某出资140万元”。
协议中另明确，“李某决定于2018年11月份入住某国际养老公寓，鉴于此，张某赠与李某50万元……原李某出资的其余房款90万无偿赠与张某。”此外，二人从此“无任何责任义务”。
李某说，因此前二人从未签订过任何书面扶养协议，没法从法律上约束张某继续对自己“生养死葬”，最后争取这50万元，是对自己晚年生活的安慰和保障。
不过，按照李某的说法，在给上述协议拍完照片后，张某在出租车上要回这份协议，并进行涂改。如今留存在李某手中的《互赠协议》原件上，“50”被黑色签字笔涂改为“10”，“90”被涂改为“130”。 据此，到目前，张某只给过李某10万元。
为“拿回钱养老”，老人起诉保姆
李某说，自己现在身体尚可，每个月1.4万元的退休工资交完在养老中心所需的住宿费和餐饮费外，还剩余两三千元，为省钱已将此前雇佣的保姆辞退。尽管目前来看可以自理生活，但一旦某天卧病在床需要请护工，支出依然感到拮据。
2019年9月，李某将张某起诉到法院，称上述《互赠协议》存在严重侵害赠与人权益的情形，认为张某负有扶养义务却不履行。且张某涂改协议是在自己不知情下进行的，涉嫌触犯刑法。李某请求法院撤销《互赠协议》。
新京报记者就此多次联系张某，但其明确表示拒绝接受采访。
昌平区人民法院小汤山法庭分别于2020年8月20日和2021年1月8日开庭审理此案，目前尚未宣判。
庭审记录显示，张某辩称双方并非夫妻关系，对李某不存在扶养义务。
针对《互赠协议》上金额被涂改一事，张某则称，“修改是两人商量好的，是我做的修改，在银行修改的。”此外，张某还出具一份与李某的微信对话截图，“李某”称，“合同也改过了，就按改过的来，今后不再和你要一分钱了。”时间为2019年1月。
李某的代理律师殷元红告诉记者，李某对此对话并无印象，且即便说过这样的话，也可能是在多次与张某索要欠款未果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此外殷元红认为，如果二人对修改意见一致，应在如此关键的修改部位签字、按手印表示认可。
在庭审时，一位证人对《互赠协议》涂改时的情形进行描述。在一份由林续签字并按手印的手写《证人证言》中写道，“当时李老坐在副驾驶位置，张某坐在副驾驶后面位置。”“路口等红灯时，我从后视镜看到张某从包里拿出笔在协议上来回写，然后将协议折后递给李老，李老没看就放包里了。” 林续还提到，下车前李某发现协议被改，与张某发生争执，他还劝说二人“有事好商量。”
1月7日，新京报记者联系到林续，其证实上述说法。林续说，自己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家住九华国际养生公馆附近。事发时认识李某、张某已一年多时间，“李老有一次打了我的车，我们聊得挺愉快，后来他留了我电话，需要出门办事或者进城就提前约我，每次他都带着保姆张某一起，我拉了他们有十多次。”
“遗赠扶养”需书面协议
上海市黄浦区政协委员、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主任计时俊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类似李某遇到的问题并不罕见。“孤寡老人的生老病死只能自己负责，一旦突发疾病，是否手术都没人签字。” 计时俊说，对这些老人来说，这是很大的困扰。
计时俊介绍，“遗赠扶养”协议是我国《继承法》确立的一项法律制度，具体是指遗赠人和扶养人之间关于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的“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转归扶养人所有的协议。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平等、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
李某与张某的事件中，李某称双方口头协议中有“遗赠扶养”的目的。计时俊表示，因双方未签订协议，所以李某难以从此得到保障。
计时俊建议，与李某有类似境况的老人，在其身体健康、思维清晰的时候，需要做一个“遗赠扶养”协议或“意定监护”，以避免出现类似李某所面临的局面。
“意定监护”是《民法典》的相关内容，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计时俊说，“意定监护”提倡尊老爱幼、邻里守望相助，意定监护人不一定是将来遗产的继承人。计时俊提示，为在年迈失能时能得到保障，类似李某的老人不管用哪种方式委托他人履行义务，都要签订合法的书面协议，“最好到公证处进行公证，以保证老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延伸阅读：
浙江男子去世前把百万房产送保姆！遭其女儿强烈反对
60多岁的董先生去年因病去世，去世前，他将自己名下一套价值百万的房产送给了保姆，而没有留给女儿。
这遭到了女儿的强烈反对，于是，一直拿不到房子的保姆起诉了董先生的女儿和年逾八旬的母亲。
最终法院调解不成，对这起遗赠纠纷案做出了判决。
资料图 王金辉 制图 父母离婚后 女儿与父亲8年没有来往
嘉兴的董先生一家三口，很多年前因老家拆迁，分得三套房。
但后来，董先生与妻子闹矛盾，由法院调解离婚，董先生、前妻及女儿各分得一套房。
因为夫妻矛盾闹得有点僵，站在母亲一方的女儿，就此与父亲产生隔阂，一气之下和父亲将近八年没有来往。
离婚后，董先生由于身体不是很好，就找了个保姆。
女儿不跟自己来往，让董先生很寒心，而身边保姆陪伴多年，尤其是在自己患癌后一直尽心尽力照料，让他十分感激。
董先生在去世前一年，决定将自己最值钱的财产——名下这套面积100多平方米价值约100万的房子赠与保姆。
女儿不同意父亲把房屋留给外人 多次阻挠驱赶保姆
女儿得知父亲将房产赠与保姆的消息后十分不满，表示不同意父亲把房屋留给外人，多次阻挠甚至驱赶保姆。无奈之下，保姆告到南湖法院。
董先生的女儿说，自己只是因为父母感情产生了裂痕，所以较少来往，但并没有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在得知父亲生病后即履行照料义务，并为此负担了部分医疗费、日常开销、身后丧葬费等。
相反，她觉得保姆与父亲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是故意的，并对遗赠扶养协议进行了隐瞒，后来陆续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所谓遗嘱，形成时间都是极度接近父亲去世前，她怀疑父亲当时的意识是否清楚。
她还表示，除了自己以外，这套房产还涉及另一继承人——自己已经87岁的祖母，如果房屋赠与保姆，保姆应保障其祖母的赡养，故请求法院驳回保姆的诉请。
法院把房子判给了保姆 保姆补偿女儿15万元
后来，董先生的亲戚朋友出示了自己拍摄的视频，在视频中，董先生表示将房产赠与保姆，意识清醒，表达清晰。
当初由于女儿的反对，董先生还接受了电视台节目采访，表达了要将房产赠与保姆的意愿。
法院审理认为，董先生通过电视台、书面遗嘱等多种方式，多次明确表示将房屋赠与保姆，体现内心真实意思表示。他与保姆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综合考虑在董先生癌症晚期，女儿参与照料、陪同其前往上海等地看病及身后处理丧葬等事宜，有据可查的相关花费十余万元，法院酌情确定保姆补偿她15万元。
考虑到董先生亲朋拍摄的视频中，他曾提及过房子赠与保姆，由保姆赡养老母亲的约定，法院酌情判由保姆补偿董先生的母亲10万元。
承办法官表示，由于双方矛盾争议较大，一直无法达成调解意愿，法庭只能在尊重董先生遗愿，并倡导尊老敬老传统美德的同时，兼顾到各方当事人利益，作出了以上判决。
相关法律
我国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面对日益凸显的养老保障问题，《民法典》完善了遗赠扶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明确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均可以成为扶养人。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虽然与现行继承法对遗赠扶养人范围的修改只有几个字，但有扶养需求的老年人在这种改变下，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更有利于充分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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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冷漠 88岁老人把300万房产送给楼下水果摊店主
关于遗产分配问题，
有不少让人唏嘘不已的案例，
有人宁愿把遗产留给他人，
也不愿留给自己的家人。
最近，上海一位88岁的马老先生
也做出一个
让旁人"无法理解"的决定。
他决定在百年之后，
将自己的300万房产
留给楼下水果摊的店主，
并且已去公证处做了公证。
事件引发无数网友热议！
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先生叫马林，是一名退休工人。前些年老伴去世了，留下他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相依为命后来……后来儿子也在家中意外猝死。
成了独居老人以后，难免引来一些动歪脑筋的人。马老先生对此并不是毫无防备，反而心里头清清楚楚。
老先生说，家里还有一些亲戚，除了叫他早点写遗嘱、觊觎他的房产以外，从不来看望他，于是也都不来往了。
老先生没什么朋友，唯独喜欢小孩，有时会买些零食给小区的孩子们。此外他常在家门口溜达，渐渐地就跟开水果摊的小游一家熟悉起来。
小游，35岁，河南人。几年前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来上海卖水果，一家人住在水果摊旁边的简易棚里。老先生每天没事就去他水果店里坐一会儿，小游也经常给老人帮些小忙。
令人唏嘘的是，几年前老人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在家中倒地猝死，他一个人手足无措，半夜打着手电筒上门去找小游求助。
老先生儿子从追悼会到落葬，没有一个亲戚出现过。只有小游全程陪伴老人办事。
后来又有一次，老人在家中摔倒后昏迷不醒，是小游发现把他送进医院，当他给老人的亲戚打电话时，亲戚们都说自己走不开，于是小游白天看店、晚上就去医院陪夜，直到老人恢复出院。
也许是从那一刻起，在老先生心里已经把小游当成了可以依靠的家人。那次出院后，老先生就下定决心邀请小游全家搬进来，组成一个特殊的家庭。
家庭的温馨和温暖、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可能是老先生一辈子最缺的东西。每次看着孩子们跑来跑去听着“爷爷”“爷爷”的叫声，老人就觉得非常幸福。
小游觉得自己被命运眷顾了，但老人反而说遇见了小游这样的人是自己运气好，他们双方都觉得自己收到了生活的馈赠。
2017年，老人带着小游到上海普陀公证处办理了意定监护（指成年人在意识清醒时，根据自己的意愿，选定临终监护人处理后事），老人决定把自己的晚年和遗产，都托付给小游，他们之间“陌生的亲情”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老先生说，自己已经88岁了，日子看得到头，他将来的身后事就全部交给小游来操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