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为《大后方的后方：差序格局视域下抗战时期重庆周边县镇的发展——以铜梁为中心》，刘岩岩著。摘自集刊《中国经济史评论（2023年第3辑/总第21辑）》，魏明孔、戴建兵任主编，隋福民任执行主编。
大后方的后方：差序格局视域下抗战时期重庆周边县镇的发展
——以铜梁为中心
文 | 刘岩岩
目前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城市发展的研究成果甚为丰富，但多集中在重庆、成都等典型的大城市上，对战时陪都重庆周边小县镇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今日之重庆作为直辖市，辖26个区、8个县、4个自治县，主城区外的不少卫星县镇，历史上和重庆的关系因为行政区划之变革，分分合合颇为复杂，其中距离重庆主城区70多公里的铜梁在抗战时期虽隶属四川，但作为大后方陪都的后方，亦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铜梁在抗战洪流的推动下，亦尝试逐步融入大重庆地区近代化的浪潮中。
1989年铜梁县行政区划图，图源《铜梁县志（1911-1985）》
一 渊薮与示范：政府机关在铜梁疏散的效应
全面抗战时期，为了减轻日军对重庆持续大轰炸的损害，国民政府有计划地组织政府机关、教育机构和工矿企业等向重庆周边疏散，根据1939年公布的《重庆疏建委员会疏建方案》，重庆周边部分县城作为次要疏建地，包括“江北、巴县、合川、璧山、铜梁、永川、江津、綦江、长寿等县境内，除指定之主要疏建地点外，交通便利之各较大乡镇”。因为铜梁靠近重庆，且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极具地理优势，“公路四通八达，水运出涪江、嘉陵，可达长江，更有东西两山屏障，历为治军要地”，因此，在军事辖区上，铜梁在1939年被划入重庆卫戍总司令辖区，和长寿县、江北县、合川县及巴县、璧山县的各一部分属于渝北警备区管辖。基于此，国民政府的相关军事机关在抗战时期陆续迁到铜梁。1938年，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4期，从湖北武昌移驻铜梁安居镇，战补总队第一期移驻铜梁虎峰。同年，国民党中央空军入伍生中队，从浙江移驻铜梁旧市坝，并成立空军入伍生总队。军事机关的到来，促使铜梁的社会风貌发生一定变化，军事人员及其家属使外来人口迅速增加，铜梁房租和物价也随之迅速上涨，“房租从两三元一年变成了五六元一月，卖米的，卖猪肉的，卖小菜的，卖一切日用家具的，像这时候的江水一样，立刻陡涨了起来”。各种消费场所也异常活跃，民以食为天，从天南海北内迁到铜梁的外来人口刺激了餐饮业的兴盛，“尤其是吃食馆子更忙得要命，原来的从新洗刷那些陈年封闭的尘埃，更多的是新才开张：南京老万全，南京四五六餐厅，新都经济食堂……人一走过，仿佛又回到我们的首都”。对于以川菜为主且位于西南内陆的铜梁，能在抗战时期荟萃八方美食南北菜系，此种情形，是过去未曾有的。1939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始陆续移往成都，空军入伍生总队则继续留在铜梁，在军事活动之外，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当时学生队上演的莎士比亚名剧‘朱丽叶与罗密欧’，使附近人民看后受到了反封建的教育。入伍生的飞虎兰（篮）球队，技术高超，经常公开比赛，推进了本县的体育活动。总队俱乐部举办的跳舞晚会和桥牌、游戏等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当时的闭塞风气”。内迁到铜梁的军事机关，给封闭的小城带来了新鲜空气，铜梁的居民得以近距离接触到“阅兵”“游艺”等新式活动，从而大开眼界，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这让封闭的世界接触到近代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和现代文明接轨。
位于铜梁安居镇的陆军军官学校旧址，图源网络
由于日军长达数年的持续大轰炸，重庆市内的国民党政要出于防空考虑，多在重庆四郊环境清幽之地建立别墅居住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桂系的核心人物白崇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钱大钧等都在铜梁的西温泉修筑公馆和别墅。随着更多政府机构的到来，原先默默无闻的山间小镇随之热闹起来，“沿公路两旁，公馆、餐馆、旅馆、马房林立”。军政要人在铜梁生活，不仅仅是带来物质上的变化，重要的是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铜梁教育从整个大后方来看，有一定基础，抗战前，“单以中学而论，就有七八所之多”。抗战时期，白崇禧为解决军政要人的子女读书问题，创建西泉小学，后来由其担任董事长。钱大钧任校长创立了私立西泉中学，“学校初建时，高、初中班级完备，学生人数不多，却管理严格。教师均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担任”。私立西泉中学在教育教学方面做出大胆尝试，“高中学生未按照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某些规定办，即：不受军训，不剃光头，不穿军训部规定的服装，一律以灰布学生服为校服”。在教学方面，该校使用的教材和铜梁其他中学的不太一样，“一般教科书都采用商务书局或中华书局版本，内容较深。英语采用综合书局版本，略高于铜梁正谊、养正中学采用的开明、正中书局版本”。私立西泉中学虽属于国民党政要子女的私人学校，但也接纳铜梁及其周边县份的新生和插班生，优质且创新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从而推动了铜梁教育业的发展。
政府机关在铜梁地区的疏散一方面使其觅得暂时相对安宁的工作生活之所，另一方面又在日常生活和教育文化等方面为陪都附近的小县镇做出示范，引领铜梁地区物质消费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变迁。此种变化不仅铜梁独有，重庆近郊的北碚亦是如此，“近年以来北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服装式样极为纷歧，富家青年以着西装为最时髦，学生及公务员，中山服已普遍流行，毡帽、皮鞋尤为中上层阶级所乐用”。所以，抗战时期人口自东向西的空间流动不但加速了重庆等大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对铜梁这样小县镇的社会变迁也产生示范效应，引领了发展方向。
二 传统与现代：县域特色经济二元格局的逼仄
（一）手工造纸作坊海洋中的机器造纸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特别市的行政区域，“大致为400平方公里”。仅凭此一城之地是不可能支撑起整个中国长时期抗战大业的，包括铜梁在内的重庆周边县镇，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为大后方的经济基础注入力量。重庆主城周边的县域经济各有特色，铜梁作为四川产纸地区之一，造纸业发轫较早，“铜梁的手工纸业，恐怕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在清同治以前就有此业”。铜梁发展造纸业最大的优势是原料丰富，“造纸的原料，本来很多；但制造中国纸的，大都是用竹的。铜梁竹产的丰富，据该县县政府的调查，每年约有三万万斤之多”。此外，因为生产纸张所需的煤和石灰在当地亦很丰富，加之水源充足、劳动力充足等因素，造就了近代铜梁造纸业的发达，“所以民国初年的极盛时代，铜梁产纸的总额达二百万元。全县的纸厂，达五百余家。人民依靠造纸和其附属事业而生活的如竹业、船夫、挑夫等，不下几万人”。产量虽大，但因为远离工业区，很难吸收到新式工业技术，产品层次普遍不高。当地产纸以冥纸为大宗，其次为光纸、抗水纸等，“土报纸不多，且纸粗、张小、无拉引力、不耐印刷”。所产之冥纸，属于封建迷信用品，对生产技术要求不高，且耗费颇大，“一方面辛辛苦苦的制造，一方面白白的焚烧，浪费人力物力是再可惜没有的了”。这种建立在传统手工业基础上的小作坊式的生产状态，已在铜梁持续多年，虽形成特色产业，但因未和现代工商业接轨，不曾为文化机构提供足够的高质量书写和印刷用纸，所以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未产生实质的推动作用，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亦非常有限。
抗战时期，由于沿海港口被日军封锁，包括纸张在内的很多物资进口紧张。同时，因为集中在上海、杭州、苏州、天津等地的大型造纸厂随着东中部地区的沦陷皆陷入敌手，所以大后方纸张的供应一时颇为紧张。作为大后方造纸中心和造纸技术研究中心的重庆，采取各种办法解决纸张供应问题，对周边县镇原有手工造纸业的改造和产业提升就显得尤为重要。铜梁造纸业产量虽然丰富，但因为是手工作坊制造，“惜县中各纸厂，仍墨守成法，不知改良”，导致质量不高，对大后方战时所需的书写和印刷用纸，亦不能补充。对此，“铜梁县的士绅，鉴于抗战时期后方的需要太迫切，想设法来扩大改良，用机器制造”。但由于铜梁造纸工业基础薄弱，加之战时几年的旱灾，民间资本难以独立完成造纸技术的改造和升级，最后还是由政府出面，“经济部工业试验所拟在该处作改进中心，其口号为：变迷信纸为书写纸，变书写纸为印刷纸”。政府的计划是设立中心模范纸厂，“以机械造浆、手工造纸办法，成为训练、指导、推广之中心。工厂资金由工矿调整处发给，并使旧式槽户组织合作社，由农本局贷款，以期每一合作社皆有制纸机械，一切皆在进行中”。按照这个思路，1938年国民政府筹建实验纸厂于铜梁西泉峡口，1939年该厂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并与内迁的广州造纸厂合并。重新整合的造纸厂以全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本厂以崭新姿态出现，且系机器出产，足为示范”。在出产方面，“专门生产邮票用纸，易名为交通邮电纸厂，增加了动力、蒸煮、打浆等设备，并新添日产零点五吨之圆网式抄纸机一台，设备基本配套”。整个抗战时期，铜梁只有这一家机械造纸厂，同汪洋大海般的小手工作坊相比，显得尤为渺小。铜梁附近造纸的原料竹子资源虽然较为丰富，但质量却难以保证，“品质优良者（春料）较少，而粗劣者（冬料）较多，据估计，春料不及十分之一，而冬料约占十分之九以上。春料中比较优良者，虽以白夹竹为最，然以其肉薄，无法去皮，处理原料，增加漂白上之困难，而造成之纸，有碍瞻观”。同时，由于大后方长期外贸不畅，造纸设备难以及时更新，并且随着生产过程中的消耗，关键零部件如橡皮棍、羊毛毯、钢丝网也难以得到更换，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虽然在1940年之前重庆市场用纸几乎全部由铜梁供给，但因为距离主城区稍远，各方面成本过高，不久铜梁造纸之地位就被梁山所取代，“现在铜梁纸业，正是一蹶不振，全区亦不过百十糟而已”。
位于铜梁的西泉造纸厂，图源《铜梁县志（1911-1985）》
（二）特色资源的低效利用
在大后方对外交通和贸易基本不畅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内迁到大后方的企业生产的需要，国民政府只能在大后方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解决能源问题，对煤铁等抗战资源的开发就迫在眉睫。尤其是大后方经济发展水平低、交通条件恶劣，陪都重庆周边县镇丰富的能源储备就显得格外重要，而铜梁出产的煤、铁和桐油即符合这一需求，“铜梁东西山产煤丰富，铁矿亦多”。内迁到大后方的实业界人士也注意到了铜梁在矿产方面的优势，“铜梁有煤矿一处，煤质甚佳，产量丰富”，遂计划投资开采。
据统计，抗战时期铜梁地下蕴藏的各类矿产，“可采煤矿储量2306万吨，水能储量6.9万千瓦。石灰岩和建筑石料极多，还有重晶石矿、石膏矿、岩盐、陶瓷粘〔黏〕土矿、石英砂、硅石等。特别是锶矿贮藏量在100万吨以上，平均含锶品位80%左右，并有一定数量的原生矿品位高达90%以上，有很大的开发价值”。矿产资源储量虽然丰富，但若要实施具体开发难度却很大，“所难者惟运输及技术之改良耳”。运输方面，多用人力和木船，以致成本高、效率低。技术方面，铜梁本地在抗战前即进行过尝试，拟使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开采，“所以在六七年之前，曾由本县的留欧美的回国学生发起，筹集了款项，采办机器去开采煤铁和榨压桐油”。但是因为技术不过关，屡次尝试，均未成功，并且影响了当地政府和士绅继续开发的信心。因为运输和技术的困难，战前矿产能源在投资方面也是鲜有人问津，“一部份〔分〕地方人士对于机械工业的信仰，业已失去，尤其对于集股筹款，都视为畏途”。
全面抗战爆发，给了沉寂多年的铜梁矿产开发事业以新的希望。政府组织科研人员进行实地勘测，并采取政府示范和民间奖励政策，扶持工矿业的开发，“先由政府统筹计划，负责兴办其艰巨部分，并领导推动，共同努力进行，分道扬镳，即可博众擎易，举事半功倍之效，复能于时间上赶上需要。举例言之，如川省煤铁矿藏，普遍散布，难于集中，倘由政府在适中地点，设厂领导，人民分区仿效进行，因地制宜，各别采炼，则其一日所获之产量，仍不亚于大规模之炼炉，而小单位分散各区，不但免空袭威胁之虞，且得分工合作之利”。抗战建国的浪潮着实激发了铜梁人士沉寂多年的开发当地矿藏之心，束之高阁的愿望有了实践的可能，“加以当地有几位努力产业的公正人士，如商会里的主席和委员以及教育界的先进，都热心提倡，以身作则，已失的信仰，已经慢慢的恢复过来了”。
在抗战建国开发大后方资源的背景下，铜梁本地原有的矿产生产格局亦发生了变化。以煤矿为例，抗战前是人民自由开采，且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多为绅贾雇工经营，土法开采”，因为储量丰富，所以价格很便宜，“据说一个铜子可以买几斤，农民大大小小，都挑着向县里用煤的居民去卖。换句话说，所谓煤价者，恐怕不过挑力罢了”。随着抗战的爆发，煤在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我们在建立西南工业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烟煤的供给。若是没有储量丰富的烟煤田，我们许多的工业计划，都只能当做纸上谈兵无法实现的。相反的，若是西南的某一地方有广大的烟煤田，那个地方的工业就很容易蒸蒸日上”。因此，从发展大后方工业以及支持国防建设出发，铜梁的煤矿资源亦在被统筹的范围，“为了保护矿床矿苗，农民不能自由采掘了”，同时因为抗战时期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是重要的兵源地，铜梁亦不例外，青壮年的流出，以至于挑煤的壮丁也减少了。此两种原因，导致煤价上涨，但这并未对铜梁当地人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现在每百斤的代价还不过几毛钱而已”。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煤炭的丰富：
煤的多，可由下面的事实来说明的。整个东西山的情形，我不很明白，但在巴岳山，于上山下山的过境里，就有二处都是煤，踩在脚下的脚旁边的都是煤，真所谓“俯拾即是”。有一处地层里面冒出烟来，我们走在地面上时，穿平底鞋的，脚底都感觉着热的。这好像是神话，但确确实实是事实，据说这里的人民曾经在此地采掘煤藏，不知什么事由，把煤层烧着了，乃延烧起来，经过了二个星期没有熄——也没法救熄——一直到现在，地下还经常不断的冒出烟来，煤气散播在四周山里。
由此可知，铜梁本地的煤炭，长期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缺乏科学的开采和管理，浪费极大，不但污染环境，而且原始的开采方式，开采人员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导致出产率很低，这和抗战时期整个大后方对煤矿资源的迫切需要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输出产业，桐油在国民政府财政上意义重大，出口的桐油换来大量外汇，支持了大后方经济发展。重庆的桐油主要来自四川各地，铜梁的桐树虽然很多，但分布较为分散，且都是自然生长，缺乏有针对性的人工培植，并没有转换成可出口的桐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品种不纯，榨油技术陈旧”。对此，抗战时期铜梁当地商会成立了桐业公司，大规模种植桐树，约有19万枝，并尝试对种植技术进行改进，“以前植桐，密度很紧，桐树发展，很受阻碍，现在则规定一定的距离，使桐树可以自由伸张。其次是剪修无用的丫枝，使发展集中”。至于榨油技术，虽然尝试过机器榨油，但因为技术太差，“产油反比土法为少，所以到现在依然还是用的陈旧的老法，丝毫没有改进”。
榨桐油，图源网络
具有抗潮抗酸碱的作用的桐油可用于保养武器，图源网络
煤炭开采和桐油生产的个案考察，清晰揭示了大后方小县镇在特色资源开发方面，因为技术水平落后而生产效率低下。抗战时期东中部地区工业企业的内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完善了大后方的工业布局，优化了经济空间结构，推动了重庆等大城市的工业发展，但这种影响还只是点状的聚焦效应，对于更为广袤的重庆腹地，难以完全兼顾。铜梁在经济技术层面受重庆惠泽有限的情况下，依然通过最初级和原始的方式，为抗战大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除了上文提及的特色资源，因为战时重庆人口陡增，粮食需求量增大，铜梁被政府指定为兵工厂购米县。铜梁在重庆所需粮食供给方面，亦扮演了重要角色，虽交通不便，但每月依然源源不断为重庆输送米粮，仅1945年，“一二月份运渝米粮共计四四三六市石”。
三 异化与无序：战时县镇社会变迁的困顿
（一）偏离轨道的合作运动
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合作社运动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有了长足发展，“国民党政府为谋复兴后方农业，以适应战争之需，采取了扩大农贷、救济农村金融的政策”，西南大后方办理农业贷款的基层金融机构是合作社与合作金库，“以此为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纳入其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的重要措施”。铜梁合作社从信用合作社入手，“它是本着自助、互助、有无相通的原则，为社员存、借、放、汇款”。作为合作社的资金存贷收支机构，铜梁县合作金库创立于1938年，“由四川省合作金库派员指导办理，资本额为法币10万元，在县银行内办公”。按照业务的性质，除了信用合作社，还有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保险合作社等，而从级别论，又有保合作社、乡（镇）合作社、县合作社联合社等。
按照国民政府的构想，农民通过合作社获得农贷资金，进而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复兴农业经济。但即便是距离重庆不远的铜梁，实际运行情况依然大打折扣。根据民主人士沙千里在铜梁的实地调查，农民对此并不认同，“都以为合作社与真正的农民，毫无关系，农民借款利息依旧高至三分四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首先，加入信用合作社有一定的门槛，必须有信用的资格，而一无所有的贫民则被排除在外，只能求助于传统的高利贷。其次，合作社并没有真正深入农村基层。1943年，铜梁农村信贷业务由保合作社兼营。即便是最基层的保合作社，入社门槛亦不低，“它是由居住在各保具有公民资格的户长认股为社员，股金（各社不等）依实际限期两年内缴纳，但成立时应认缴股额的10%”。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合作社的贷款范围并不广，而且放款机构放款的目的是收回资金，并希望能有收益，所以选择放款对象时就非常谨慎，一般放给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农民，而广大赤贫的农民自然无法享受到这一政策。更有甚者，合作机构被土豪劣绅所垄断，“他们就把用合作社名义借来的款项，再贷放于真正的农民，利息依旧三分四分，从中剥削渔利”。合作社制度的初衷是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但推行结果却走到了事情的反面，变成了新的剥削农民的方式，虽一时兴起，“但是多为豪绅富户操纵把持，最后随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而逐步消失或解体，直至解散”。
（二）基层治理的低效
全面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在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其周边小县镇也迎来新的发展契机。由上文分析可知，铜梁物产丰富，加之靠近陪都重庆，距离天府之国成都也不远，人民理应安居乐业，但实际情形却出乎人们意料。巨大的贫富差距在铜梁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少数富人锦衣玉食腰缠万贯，“但大多数的人民是在饥饿线上挣扎”。作为一个农业县，铜梁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农民受到地主的层层剥削和压迫，“譬如农民佃租土地耕种，收谷一担，缴纳地租竟须七斗，至少也须六斗，农民终年辛苦所得，要以十分之六七供献给地主，而自己享用，不过十分之三四”。相较于农民，地主虽然看似衣食无忧，但亦有苦衷，“征粮现在已经征到民国第一百年以外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整个铜梁社会虽然在抗战的洪流中接受了各种新思想、新理念、新制度的洗礼，但传统农业社会的惯性依然左右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基层治理方面，“制度上是机关多而效力少，寄生虫多作事者少”。1935年川政统一后，四川省政府为强化行政管理，通令裁局并科，“铜梁将总、财、教、建四科，并为第一、第二、第三等三科。第一科掌治安、民政，第二科掌财政，第三科掌教育、文化和农、交、工及合作事业”。到了抗战时期，随着军政事项的逐渐增多，铜梁的行政机构增加到8科6室，“除原科室外，增设了地政科和秘书、督导、会计、统计、军法五室”，“除大肆增加人员外，每次参议会开会，县政府必提出调整待遇案，除增薪而外又索要公务员役及其家属食米，县人颇多怨言”。抗战前的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到了抗战时期又回到过去，开了历史的倒车，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校园内外抗战氛围的巨大差异
教育文化方面，在抗战前，受外界先进文化思潮的影响，铜梁各方面变革很大，中间虽有倒退，到抗战时仍旧有中学4所，“一个男中，学生三百多人；一个女中，学生百余人；另外一个是农业职业中学，和一个私立中校，也都有相当的人数。其中特别是女中，办理得很有生气”。女中办学的成功，改变了当地人对女子求学的偏见，并且在参加大后方服务抗战方面，也颇有亮点：
去年募集寒衣运动女中担任缝制一百件，在拿到材料的第二天，便全部做好，仅仅一天，不但做好，而且做得特别结实，同学们都知道这是前线战士穿的，她们希望这一件背心真能使战士们抵御寒冷，多杀敌人，所以除了依照所发材料缝纫外，多数同学争先恐后地都到家里或者自己淘〔掏〕出腰包来加多棉花。而且还绣上或写上种种鼓励杀敌的标语。另外每人还写了慰劳信缝在袋里——这个袋也特别多做的。
但在铜梁，抗战的氛围似乎只局限在学校里，其他地方很难有战时大后方的感觉，即便是贴在闹市的县党部的壁报和中央军校的党军日报，里面关于抗战宣传的内容在路过的百姓心中也掀不起任何涟漪，“那些生疏的地名，什么徐州，武汉，马当……在什么地方呢？离我们这里远得很吧？”在铜梁人心中，抗战作为国战，只有跟国家才发生关系，和他们似乎是毫不相干的。所以，铜梁又回到了抗战前的节奏，“男人们终年去坐茶馆，太太小姐们都是健谈的”，就连烟馆也一切如故。要说变化，最明显和直接的则是铜梁的女性们对住在当地外来的中央军太太们衣着打扮潮流的追逐和模仿，“虽然来到这偏僻的铜梁，爱美的性格却还是依旧，他们时常三三两两地在街上游走着，华丽的衣裳，大方的态度，引得全城人的艳羡”。此种现象，与70公里外重庆市内如火如荼的抗战动员和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陪都重庆全民抗战泛起的涟漪经过几十公里的传递，在层层递减中逐渐式微。
四 从北碚看铜梁：陪都重庆周边县镇发展的差序格局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铜梁，在传统历史惯性和外部新事物等诸多因素交织而成的合力的作用下，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相。政府方面为了支持抗战所付出的努力，固然是历史前进的主流，但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整个县城在重大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原生态的存在，亦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即便是抗日战争这种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在大后方的影响也是因地而异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由政治控制和经济互动为纽带建立的网络由此及彼向四周推及开来，铜梁的多重面相只不过是最正常的体现。按照差序格局理论，比铜梁距离重庆主城更近的北碚地区则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
从距离上看，北碚距离重庆主城中心约50公里，与距市区70公里的铜梁比，距离更近，受陪都的影响更大。虽然在抗战爆发前，得益于实业家卢作孚在此的耕耘，北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其真正日益发达还是在抗战时期北碚被划为迁建区后，“在北碚及其附近的乡镇，迁进了上百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文化单位，云集了上千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北碚也从此遐迩闻名”。因为重庆主城和北碚毗邻，并且水陆交通便利，所以迁到北碚的单位不但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既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关，也包括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文化、卫生、体育等组织，这点是铜梁所不能比的，由此带来的社会冲击和影响也就更大，无形中加快了北碚的城市化进程。据统计，1940年北碚辖区的人口有97349人，“较1936年增长32065人，增长率为49.11%，其中1939年至1940年3月的15个月时间里，就净增了30106人”。
1930年卢作孚于北碚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下设理化、地质、生物、农林四个研究所和博物馆、兼善中学。图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惠宇楼，截自重庆历史纪录片《城门几丈高》
和铜梁相似，北碚的煤矿资源也非常丰富，并且有着悠久的开采历史，加之距离重庆主城更近，交通便利，运输能力强，所以内迁的河南中福公司与北碚本地的天府煤矿合作，成立了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员工8500多人，其中技工4360人，煤师80多人，并带动了当地其他煤矿企业的发展，“开设了发电厂、机修厂、造船厂、焦煤厂、水泥厂等，拥有运煤船283艘，总吨位9050吨，矿山铁路16.5公里，火车头8台，煤车116辆，在抗战结束这年天府煤矿产量达45.2万吨，重庆及川内的大型企业的供煤，几乎被天府独占”。与北碚相比，铜梁的煤炭资源虽然也很丰富，但因为缺乏政府部门有规划的主导开采，虽有中国兴业公司组织开采，“却因运输费用过巨而停采，后又投资于北碚三才生煤矿”，所以总体上依然处于落后的自然开发状态，对当地经济的拉动能力着实有限。
由此可知，抗战时期，随着东中部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和文教单位西迁到陪都重庆，重庆在加速发展的同时，亦通过政治辐射和经济互动对周边的县镇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囿于历史传统和地理因素，诸如铜梁等靠近重庆但处于外围的县镇，受重庆发展的带动远不如距离主城区更近且处于迁建区核心圈的北碚等地区。由此产生的发展水平的差距，既说明战时大后方中小县镇发展过程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普遍存在，也体现了战时国统区基层社会多面相的复杂性。
即便如此，亦不能否认抗战洪流下，重庆自身的发展给周边县镇带来的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冲击。诸如铜梁这种重庆周边的小县镇，其自身发展除了深受大后方重庆影响外，同时作为大后方的后方，在重庆主城区和大后方广袤基层乡村的经济社会联系过程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但打破了西部乡村地区在抗战前封闭隔绝的状态，而且使物资、信息及人员等要素在重庆和周边县镇的互动中实现更为迅速的流通和重新组合。铜梁等小县镇如同重庆和乡村之间交流的节点，把大后方重庆和其经济腹地有机衔接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尝试着经济空间的优化，围绕在重庆周边，形成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战时网络系统，从而支持着抗战大业，直到迎来最后的胜利。
书籍简介
中国经济史评论（2023年第3辑/总第21辑）
魏明孔 戴建兵 主编
隋福民 执行主编
2023年10月出版/98.00元
ISBN 978-7-5228-2555-7
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史评论》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主办，内容涉及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史、中外比较经济史诸方面，以及中外经济史论著评论与国外经济史理论评介，专题研究成果述评与国内外经济史研究前沿或研究动态的报道，等等。本集刊鼓励经济史学者在研究中挖掘新资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问题，深入剖析历史上诸多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重对经济史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与经济史前沿问题的研究。本辑为2023年第3辑，共收文12篇，分“专题研究”“学术反思”两部分。“专题研究”部分，内容涉及对晚清浙东厘金征收与报解的考察，对1928—1936年武汉米荒中政商关系的分析，对清末民初货币本位变革的探析，以及在新财政史视角下的对法国公债、税收与资本变革的研究等；“学术反思”部分，魏明孔则借《傅筑夫文集》的出版对傅先生的生平、学术研究作了回顾介绍。
书籍目录
· 专题研究 ·
晚清浙东厘金的征收与报解——以英德续款为中心的考察 孙健
白银流入过剩对明朝中后期农业结构和经济体系的冲击 薛冰 尹建龙 许茹
大后方的后方：差序格局视域下抗战时期重庆周边县镇的发展
——以铜梁为中心 刘岩岩
分歧、冲突与合作：1928～1936年武汉米荒中的政商关系 李翰伟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近代汉口洋例银制度研究 王玉茹 裴丽婕
制度惯性视角下清末民初货币本位变革探析 钟钦武
近代中国海关税款的战时存解（1931～1945）
——以长沙关为中心的考察 张小彤
新财政史视角下法国公债、税收与金融资本的变革 郭永钦 周沁楠
论近代四川蚕桑业技术新法——基于四川蚕桑公社的考察 李瑞
政府、商会、商民在公债承募中的角力与博弈
——以北洋时期直隶善后短期公债为例 董世林 马金华
· 学术反思 ·
成一家之言的学术精品——《傅筑夫文集》读后感 魏明孔
稿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