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以来，在配合聊城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董桥、大胡、绳张、付大门、郭屯、孟闫—李庙和东阿县王凤轩等处先后发掘了100余座唐代墓葬，加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莘县、冠县、高唐等发掘的唐代张弘墓、孔谦家族墓、张元用家族墓、五里庄和固河唐墓，为人们开启了一扇认识唐代聊城和聊城人的大门。而近日聊城三中操场地下停车场施工工地发掘的唐代墓葬更是引发了全城热议。
大唐一代的聊城究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聊城人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7月25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到了聊城大学文化历史和旅游学院副院长官士刚教授，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讲述了唐代聊城的盛世芳华。
聊城三中地下停车发现唐代古墓
聊城唐代故城
五方墓志准确定位
隋唐时期的地方行政体制为州县两级制，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隋朝在聊城设博州，治所在王城（今聊城东昌府区城东），同时设聊城县，治所亦在王城，呈现出州与县同城办公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是今天聊城市与东昌府区同城办公的滥觞。
官士刚介绍，关于博州城（即北魏王城）的具体位置，之前因为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亦无出土文物来佐证，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有说在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城街道，也有说在今茌平区的丁块乡。后来，根据绳张和付大门唐墓出土墓志提供的信息可知，博州城遗址的准确位置应该在位于聊城开发区的徒骇河橡胶坝周围。
“聊城的河道水系多受黄河的影响而迁移不定，徒骇河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徒骇河流经聊城的位置原来应该更加偏西，后来才摆动到现在的位置，并形成如今的样貌。博州城遗址在橡胶坝下即为徒骇河后来改道至此的有力证据。”官士刚说，“当然，聊城之所以会出现‘三迁’，也多是拜黄河的泛溢所赐。”
聊城三中地下停车场考古发掘项目发现的唐代墓葬及仿木结构砖雕
聊城三中地下停车场考古发掘项目发现的出土文物
坚固的城防
曾是兵家必争之地
根据考古发掘所获得的信息，目前聊城发掘的唐代墓葬大多为唐代中后期，当时正是藩镇割据之时，聊城归当时最有实力的藩镇也是著名的河朔三镇（亦称河北三镇）之一的魏博镇统辖，魏博镇有两大中心魏州和博州，前者的政治色彩更浓，后者的经济实力更强，聊城则是博州的治所所在。
“藩镇割据时期的藩镇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区，魏博镇是当时军事力量和战斗力最为强悍的藩镇，能够左右政局的发展。莘县唯一的国保单位韩氏家族墓地就是唐僖宗时期担任过魏博节度使的韩允忠及其父亲的墓葬，其子韩简亦担任过魏博节度使。”官士刚说。
考古调查和勘探的结果表明，作为魏博镇两大中心的魏州和博州之间通过一条名为“西渠”的运河连接，博州提供的物资、给养通过“西渠”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魏州。
由于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异常重要，博州城构筑了更为全面、更为立体的城防体系，而这种城防体系的关键就是“羊马城”。董桥唐墓墓志清楚地记载了博州城的西或北城墙外有“羊马城”。所谓“羊马城”，《通典》上谓“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墙”，显然，羊马城是一种高仅及肩、距城墙十至十五米的屏蔽短垣，由于其既适于作为掩体对付近敌，也适于守城军士长兵器的展开，可与外侧城壕、内侧城墙构成远中近、高中低的立体防御体系，这是我国古代城市防守的一次跨越。
博州城内的情况，绳张唐墓出土的6方墓志显示，与唐代其他城市的格局相同，博州城内也是坊市制，目前已知的有杜期家族所居住的博州城内的延福坊，在长安城108坊中亦有此坊，一字不差；还有杨府君居住的魏公坊以及杜元阳曾经担任虞侯的一个坊（此坊或即为延福坊）。唐代一般州城的城内基本都是四个坊，这些唐墓提供的信息已经让我们明晰了唐代博州城至少2个坊的名字，后续的考古发掘应该还能告诉我们更多博州的坊。
海兽葡萄镜（局部）
黑釉钵
青釉钵
蓝釉瓶
东西经贸往来枢纽
经济相对繁荣
聊城地处山东最西端，扼守山东诸地与先后作为都城的洛阳和西安交往的交通要道，因此也就成为山东与河南、陕西等地经济贸易往来的枢纽，经济十分繁荣。
在东昌府区博物馆唐代时期文物展厅内，官士刚指着大胡墓地出土的两件唐代三彩三足炉向记者介绍，这两件三彩三足炉都有着明显的“毁器”的痕迹，这是它们用于随葬的标志；三彩三足炉是唐代专门烧制用于随葬的明器，有一定地位的人方可使用。“据我目力所及，目前整个山东地区总共出土了12件这种三彩三足炉，仅聊城就有5件。众所周知，唐代聊城并不烧造陶瓷器，绝大多数的三彩都在长安和洛阳附近烧造，山东地区的三彩三足器应当都是通过贸易来自于这两个地区。”出土的三彩三足炉数量最多，正是聊城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
博州城经济的繁荣，还体现在其城外的“草市”上，位置大概是在博州北郊土山乡境内、东西贯穿土山乡境的官道附近。唐代是草市的繁荣期，“跟城内的坊市制下的‘市’不同，草市多分布于津梁渡口、村侧路旁、城池近郊以及一些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一般是自发形成，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官方管理，更加具有商业气息，完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官士刚说。
三彩炉
唐代普通人所用的碗
唐代聊城普通人的生活
一千二百年前的爱女情深
官士刚介绍，与西安不同，聊城发掘唐代墓葬的主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或者是下层官员，这是一个被传世文献“遗忘”的群体，如果不是考古工作，他们的生平事迹永远都不会为人所知。能够让现代聊城人了解唐代普通聊城人的生活，正是近些年聊城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绳张唐墓所出《廿二娘子墓志》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一千二百年年前聊城父母的宠女故事。
维大唐大和六年岁次壬子十二月乙未/朔廿七日乙酉，博州聊城县土山乡市内西畿人也。李氏女弟，廿二婚与清平/县程家，未大归。享年廿六，去七月十/□日终。瘗在聊城县北二里薛村南一百/步父母之茔廿步别园外，平原礼/也。
家住博州聊城县土山乡草市内西畿的李氏女在22岁时远嫁到了一百五十里外的清平县（今临清市戴湾乡）程家，但在26岁那年的七月却在娘家去世，并安葬在了娘家。在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特殊情况出嫁的女子死后是必定要葬在夫家的，李氏女葬在娘家这件事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很多故事，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们已无从考证。但该墓葬却处处体现了李氏女之父母对女儿的宠爱之情：一是墓志中的“未大归”，“大归”的意思是“妇人被夫家遗弃，永归母家”，这应当是一个特意的注明；二是李氏墓地的位置，“父母之茔廿步别园外”，葬在了距离父母合葬墓二十步远单独设立的“别园”外，这也是一个精心的安排；三是墓中的随葬品，在绳张遗址发掘的全部24座唐墓中，李氏墓的随葬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该遗址之最，包括精美的铜镜、执壶和塔式罐等。
官士刚表示，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生活，唐代的聊城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想更多了解唐代的聊城，请到东昌府区博物馆参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客户端 国晓宁 郝忠诚）
